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们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们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你们责备我们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我们愿意承认错误；如果你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们所敢领教的了。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言辞也并不激烈，但却在委婉之中透露着锋芒。将所有对于新法和严正肃和方敦孺二人的指谪一一驳斥，通篇洋溢着一种我自岿然不动，行事无愧于心，无愧于朝廷的气度。对比之前吴春来等人的《十罪疏》，可谓高下立判，气度迥异。
严正肃和方敦孺并没有用向皇上郭冲上书辩解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他们知道，现在皇上所承受的压力一定极为巨大。那《十罪疏》乃吕中天在后方坐镇，吴春来等数十名官员打冲锋的弹劾，郭冲不得不考虑其份量。倘若此时针锋相对，也一样去写一篇辩驳反驳的奏议上书，皇上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会更加的难以抉择。
与其如此，不如不要给皇上压力，以这种形式来对群臣进行规劝和解释，以剖析内心的方式来让一些官员明白自己两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是否真如《十罪疏》所言的那般不堪。这种委婉的作法或许会得到出其不意的
第六七三章 十宗罪(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