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五。
后来张载也认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就达2000万贯，战时更高达3300万贯!
如此庞大的军费规模，使自然宋朝的财政支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对官吏分化事权，相互制约，形成重床叠架的官僚结构，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讥(当然并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员只要无大错，每3年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
这种特权，可使皇族宗室与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都可免试而获得官职，由此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史载，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时4200余人，仁宗时已达11000余人。
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真宗时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减之列的至少数倍于此数。
而且裁减后又迅速反弹。
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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