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毒瘤，割治愈迟，溃伤愈大“，希望“政府当机立断，以一团之众进驻腾龙边区，解除土司武装，实行设立县治“。
云南省政府也曾推出了《云南各设治局改县方案》，准备将梁河盈江两设治局合并改设一县。
但同时又说:“至于土司制度，亦为法制所不许，本应令饬一律废除，惟现值剿匪戡乱时间，地方尚未安定，拟仍采取逐渐改废办法，俟土司出缺，不再准其承袭。”
这个方案道出了云南省政府对待土司的真实趋向。
此时，云南省政府越来越陷入内战的泥淖之中，已经无心也无力推行改流的举措了。
1949年8月，时任滇西军队指挥官余建勋提出了《土司政治制度改革纲要草案》，主张“为适应边地特殊情形，司官制度仍旧保存“，“县局对司署居于监督指导地位，不必强令土司制度与内地完全划一，致生干预。”
该草案事实上给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改土归流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综上，这些大致勾勒了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改土归流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虽然云南地方政府的改流设想最终不了了之，但南甸宣抚司在改流的冲击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像是土司制度被逐步纳入了国家统一的行政体制之中。
在南甸土司一统天下的辖区，先后承设了八撮县丞，八撮分治员，八撮县佐，腾冲第六区公所，设治局。
尤以设治局机构较为完备，初期局内就设有秘书室，第一科(掌管户籍，自治，禁政，风俗)，第二科(掌管财政，粮食等)，第三科(掌管军事，建设，教育，
第三百二十章 废除(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