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彝书一般不注明著者及时间，使我们难以对其间的人与事作清晰的时间判定。
此外尚须指出，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
因此结合上文所引的《宋史》、《桂海虞衡志》、《云南志略》、《元史》、《贵州通志》等宋、元、明三代的汉文献，可以肯定在元明甚至更早，彝文字已经开始运用，而各种制度亦粗具规模。正如宋人范成大所称:
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
元明以降，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的开拓日益深入，在此过程中，彝族制度如何因应，君长、布摩、土目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下面将对这些问题较为深入的探讨。
到了后面元、明王朝的开拓对勾政权的影响的话。
通过前文，可以看到，虽然明清时期有不少地方志的编修者根据《禹贡》、《尔雅》等古书将贵州划入梁州南境、荆州西裔，因此主张“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
但长期以来，黔西北等地区同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时断时续的朝贡上。
像是唐宋时期，包括黔西北的鸭池河以西地区甚至没有被纳入羁縻州县的系统中，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
迨至元朝进军西南，在黔西北等地“设官料民”、屯田驻军、赐封土官，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如此，元王朝能够有效管治的地方大概仅限于与军队驻防地附近的区域，其余广大地区仍然掌握在地方土酋手中。
明代承元之旧，大为恢拓，完善与规范了土司制度(包
第三百二十六章 更替(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