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路入滇南，两岸皆苗……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
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已矣。
可见，明代贵州的地方政府尚不能很好执行调解地方争端的职能。
在流官当权的地方尚且如此，水西、乌撒等土司地区可想而知。
在政权与族权交织在一起的君、臣、布三者秉权的严密政治体制下，土司、土目是地方事务的最高裁决者，是原住民心中唯一的权威，这正是“罗鬼憨而恋主”、“即暴虐不怨”的制度基础。
彝制崩溃后，各级流官政权逐渐深入人心。
官员们不但行使征税的职责，并且积极处理各种诉讼活动。
而原住民亦开始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去打击对手，获取资源，在他们心中，土目已不再是最高权威。
土目之上有各级官府，最高的仲裁权掌握在远在北京的皇帝手中，所以他们知道逐级告状乃至京控。
案件的处理结果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文化在黔西北的扩张与渗透。
清代曾经对“土酋猺猓”犯罪实行“宽恤”政策，如犯徒流军遣等罪，援照古例免予发遣，改为枷责完结。
原因是“苗猓与内地民人语言不通，服食各殊，实徒实流恐断其谋生之路”。
乾隆二十七年(1762)，贵州按察使赵英认为这一政策已经过时，应予改革，他声称:
臣查贵州一省，除
第三百二十九章 挑战(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