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顿兴”，康熙四十八年(1709)，佟铭迁府学时，“自总镇、副守、厅学、举贡，以及汉民苗夷之有志学者，咸赞励以光其事。”
到雍正年间威宁府改州，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该处“读书向学之士不少”，建议“仍准进学二十名，免其减额。”
据乾隆《黔西州志》，当时各种族类都有“读书入泮”者，因此该书称:
(黔西)旧属夷地，种类非一，语言文字概不相通。我朝改土设流，建立学校，文教大兴，习俗丕变，冠婚丧祭渐循于礼。
道光《大定府志》同样提到罗罗、宋家等族类进学的情况。
虽然方志编修者们的言语难免夸饰，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对地方社会的日益渗透却是无庸置疑的。
彝文献对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维家的一支迁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盘后，“取了汉姓，在清康熙年间，读汉书，使用汉文，一度有功名，中了举，做了汉官。”
随着科举制度在黔西北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也开始成长起来。
许多接受儒学教育并获得功名的士绅，就是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土目的后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为绅士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例如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自康熙年间起便全面学习汉人的语言、风俗、礼仪，“制造”本家族的汉人身份，不断子孙不断读书进学，翻开《黄氏族谱》(光绪9年抄本)，贡生、增广生员、廪膳生员、附生等比比皆是，举人则有黄显庸、黄思 永等。
在走向士绅化的过程
第三百二十九章 挑战(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