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边疆而已，而县令长官能斥退狡黠的胥吏，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有什么要审问的呢？
应该说，王审琦能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有这种政治觉悟，是超越同时代的其他武将的，因此《宋史》评价其“重厚有方略”。
而石守信的话，也许他跟赵匡胤的距离更近，军事作战能力也更强，但政治觉悟就显得不那么高了，至少，没有明显如王审琦那般可以证明其理念觉悟的史料记载下来。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了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都是以石守信为首的。
《长编》中提到“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屡次劝说赵匡胤罢去他们的兵权，赵匡胤起初不愿意这么做，对赵普说：“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赵普最后以赵匡胤当年黄袍加身被下属拥戴到帝位的历史劝说，才说动赵匡胤醒悟，安排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局。
关于杯酒释兵权，知者众而疑者也多，但无论如何，乾德二年，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高级将领确实都被罢去了中央职位而出为节镇，在此之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禁军一把手也早已被罢免。
所以，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循序渐进中的一环而已。
至于经过如何，正如《长编》中李涛所言“文辞则多取记闻”，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耳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
第九十六章 仁德治国的国策(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