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
理学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它用新的方法来阐述封建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逐步成为两宋时期的思 想文化的主流。
受理学思 想的影响，传统的民族偏见大大加深，汉族的正统观念由此奠定，和亲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当少数民族政权提出和亲请求时，宋人心理是无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遗事》开篇即言:“中国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人欲也，皆是阴类”。
所以，宋朝并没有出现“和亲”现象，即使在面对辽、夏的和亲请求时也是坚决拒绝和亲。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来治理国家，像是赵普在《上太宗请班师》中说“以威德御之”；孙觉在致神 宗“胜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说：“盖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见威德，故敢或为侵侮以窥我边。”
不难看出，他们无不奉行以德治来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强调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对待番邦要“示之以德”。
也就是只要统治者具备高尚的德行，就能让番邦真心的臣服于中原王朝；而他们认为夷狄之所以屡屡侵犯边境，就是因为没有对他们推行“德治”，没有施予恩惠。
对德治的推崇与浸淫下，他们认为与蛮夷“和亲”是一种失德行为，而岁币既可满足蛮夷对于中原财富的物质需要，避免战争。
而且可以通过金钱安抚他们，并以此作为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种宽容和恩赐，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心理，彰显大国风范，实现其
第一百八十七章 明妃曲与和亲论(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