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拊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
“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交引可以滥发，茶叶产量却有限，交引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官茶的兑现能力。
“券之滞积，虽锣二三年茶不足以偿”
这又反过来使得“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值者”或，“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
以上三个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价格节节暴跌。
比如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琅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祐三年又跌到酮了2—3%。
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
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邀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辟的。
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砻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在天禧恪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荀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
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
第二百七十二章 榷茶买卖制度(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