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同时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
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
粥还常用于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
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
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
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
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
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
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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