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说灭佛的展开，对于李瀍接手时的大唐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而言，是李瀍和李德裕君臣间的一个明智之举。
而于吏治方面，李瀍更是大刀阔斧，除了以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外，会昌四年还对冗官进行了一次大的裁减。
会昌三年十一月的时候，李德裕就以州县佐僚冗多，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至会昌四年六月，柳仲郢上奏朝廷，已减内外官员一千二百一十四人。
裁减冗员是为减缩开支，也是为加强各部门的办事效率，且其中还关系到官场上始终无法有效遏制，并随着时间推移，有越演越烈趋势的贪腐问题。
譬如当时文武百官及庶人的丧葬事宜，往往就会借着为官员大操大办丧事，趁机变相地受贿行贿，当堕败政风的习气变为不成文的规矩时，贪腐几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社会，朝廷又如何指望，还能有廉洁奉公的官吏独善其身？
为此，李瀍下令御史台，对大小官吏的丧葬事宜一律按照等级规格进行限制，凡有逾越者必严惩，以倡导政风的廉洁。
又譬如唐代的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人非圣贤，如此自是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
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不愿意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环境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就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的州镇，成了炙手可热、削减脑袋也要钻营去的地方，以致官吏冗多，贪图享乐，而偏远贫困的地方则缺官少吏，于是愈发陷入穷瘠民恶的困境。
为解决这个问题，李瀍继位后，开始下制调
第360章360.百年忧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