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一文，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
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
文章中写道：“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此即为奴隶的人。
这事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
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认识自己”，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1949年春，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
到香港后，唐君毅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
一切本该都很顺利，但在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
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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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盘古》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国人的回归》
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
171【汉奸之辈，人人得而诛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