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拉沙款、纸张等办公用品款各两千元，问我，是不是有点儿多？
仅一次不多，但如此次数多了就多了。心里想着，我没有吭声，默默地把钱点给了他。他也不容易。
千万别以为我很大手，其实，我从不乱花钱，甚至多少带有那么点儿小气。这是阿惠带给我的弥足珍贵的影响。但我做人有个原则，既然答应了的事便要尽力去做好，而且会一切都围绕着“做好”这个目标。
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便是关于农业税款的征收，倒不是我急于收回自己垫付的税款，那时的我已不在乎这俩小钱儿，在我看来，让村民在交款中逐步懂得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法则，本身便是对村民的教育。
未及开收，各大族长便纷纷找上门来。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本应在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随即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事务实行“一事一议”，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族长会议制度在我们村更有效，由于它同时兼顾了孤门小户人的利益，所以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开性，不仅更便于集中民智民力，而且有利于做好少数人的工作。
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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