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好了，别催了，我知道，既是烟酒的讲究，必要讲烟酒，但凡事总要有个序幕和背景，要不然，冷不丁说某个人死了，人们不免要问这人是谁？与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提到他？如果承认与你有关系，必还要继续一系列的疑问，诸如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之后又有些什么后果？请节哀顺便云云。这便是中国人喜欢刨根问底的习惯。
为了满足这个习惯，我们不妨把背景和序幕定得长一些，目的便是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我父亲和我娘，以便大家在今后的讲述中不感到突兀。
在对我父亲烟酒的讲究进行全面考察之前，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对母亲大人的称呼。为此，我曾专门查过字典，“娘”和“妈妈”都是对母亲大人的称呼。
在我们那个地方，对母亲大人的称呼原是一体叫做“娘”，大概因为经济的快速好转，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称呼，到我们这一代便出现了“娘”与“妈妈”混叫的现象，“妈妈”这个称呼因为城里人或者电影电视里的外国人都这么叫，似乎比“娘”又文明时髦了许多，到我的孩子这一代便一体地改称“妈妈”了。
既如此，因为有两位母亲大人，我姑且把只生不养的那位叫做娘，虽非亲生却象亲生一样承担了教养义务的那位叫做妈妈。
我父亲和我妈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经历了自支书刘老蔫儿开始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往往要领先于并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除了称呼之外，经济变革同样地让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其实称呼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人的观念逐步改变的一个生动表现。
与之相适应的便是生活方式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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