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强大制约，但总喜欢从中寻找到生存的缝隙，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缝隙的喜悦足以让人颤抖。这或许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这点儿成绩的根本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所有的坏人都贼眉鼠眼所有的好人都正气凛然的年代了，许多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时，令人惊讶而又不知所措。
譬如公款吃喝问题，绝不可以用“对不对”这样简单的判断词来提问和回答，因为用茶杯换茶壶的观念已经逐步在不少乡村领导中流行。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最容易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习惯。
从局部看，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从整体上看，又在破坏着传统的道德，容易败坏社会风气。尽管如此，赚钱终究成了可以正视和坦言的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尽可以敞开了口袋去赚。这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点，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干说起——临时工转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身干部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点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管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干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三）1、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