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任,见面便是一通喊冤叫苦,交得甚不痛快,但只要最终动用政府的权力,还是要乖乖交的。
指导,则根本谈不上,其中的许多人自己都不清楚又如何指导呢?更何况其时工业已多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厂长经理们还是欢迎我们去的,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的吃喝找一个看似合理合法的理由,尽管他们的吃喝档次低得或许根本算不上吃喝而只应该叫做吃饭。
同一不断重复的简单事件,往往也会因为条件的改变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并迅速折射到敏感的心境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
自从我转正的事儿有了结果,或者应该提前至老乡长调离之前,那些习惯自称是我的叔叔伯伯的厂长经理们便已突然变了样,他们不再非要强逼着我喊他们,眼里通常的慈祥、关怀、爱护交融的目光转而被冷漠所取代,尽管他们仍在形式上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如既往地陪我喝酒玩“关牌”,惯例是先玩牌,后喝酒,再玩牌。
所谓的“关牌”,即四个人玩一副扑克,每人抓十三张,红三先出,最先出完者为赢,输者以手中所剩牌的张数计数。
原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赢,现在变着花样要我输,我却偏偏手运大红,干净利落地来个通杀,惹得他们脸驴一样长。喝酒亦如此,非要喝醉我,我却酒量陡增,常喝他们个人仰马翻。
对于这样的环境,我毫无目的可言,明知如此不友好的场合,却偏偏又要不由自主地去应酬。潜意识里,我把这种应酬当成了挑战,尽管一提及他们的嘴脸,怨毒便自毛孔嗖嗖地往外钻,有朝一日……
但即使大胆地去设想有朝一日的后果,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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