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拿乡来说，报了四个多亿总收入的镇村企业其时几乎已全军覆没，每年却还要按照百分之八的速度往上递增。
他这种做法虽是务实的，却大违常理，恐难有人支持，而且反对的人必然会说，这岂不是在为自己创造政绩来准备条件吗？在数字便是政绩的年代，实有如此嫌疑，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已经开始有人这样说了。从道义上，我也必须支持他。
但未及从自己大刀阔斧地把工业收入压到一千万农业收入下调百分之三十的激动中清醒过来，他的电话已打了过来，口气严厉，几乎在训斥：以你这样的做法，岂不成乡的干部群众改革开放这十几年都在玩，没有任何的劳动成果？
我分辩说，现在的数字已经翻了几番，怎么会没有成果呢？
他说，成果太小了。
我继续分辩，原来的数字确是有水份的，现在才最实事求是。
他已开始在质问，有水份？水份这么多？难道你不会把去年瞒报的部分再报上去？不是说仅去年就瞒报了六个亿吗？
我哭笑不得，真是岂有此理，总收入哪里有如此报表的？但我还是依他所说报了，反比原来多报两个多亿才算完事。
从这件事上看，他又是个慷慨的人，以他这样的人原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必定是承受了来自某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据说，果然是。他显然仍在怨我，岂不成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提醒他？我猜想，尤其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对领导的适时提醒也是必要的，若收到效果，比说一万句恭维话还要管用，我当真昏了头，不仅不提醒，居然在极力地怂恿他。
领导，尤其是老板级的，
（五）4、5、6(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