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乡驻地上，他明显在学县里鼓励人们到县城居住经商的做法，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到乡驻地盖房经商，盖房则只能盖楼房，似乎只有楼房才能真正代表小城镇的质量。
他的工作跟他制定的优惠政策一样卓有成效，不足两年的时间，乡驻地的楼房建筑面积达二万多平米，是县里下达给我们乡指标的五倍还多，原本破烂不堪的小城镇居然真的象个城市的样子了，期间当然也有招商引资和乡办企业改制加入的因素。
他当然知道，小城镇建设不同于其他项目，必然会受到资金因素的制约，过了高速发展期之后就会慢下来。但这并不是他所担心的，因为按照他的预期，不等这个高速期过去，他就会调走。
结果却偏偏没有调走，不走就要做事，而且要做得象模象样。这是他的一句格言。顺应当时的形势，他又重提推广大棚技术的问题。或许果如他经常所说的“农民最难缠”，或许因为他处理药材事件所留下的后遗症，至他最终调走，大棚技术不仅没能推开，连原先发展起来的数量不多的几个也被人推到了。
从这一点儿上讲，他又是失败的，相信在他事后回想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必定会悔之莫及，因为他不仅白白免掉了几位让他在发展小城镇时视为干将的村支书而让他们视为仇敌，而且也让全乡通过以资代劳的方式增加人均上百元的负担，并且让他的仇敌们以此为借口大肆上访大肆败坏他的名声。
应该说，他的调走，在他的几位同行中是最不光面的，尽管纪检委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经济问题，传言却是沸沸扬扬，经济问题、女人问题、连“扒灰”的说法都有，维描维肖。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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