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道，这当然不能成为我“红杏出墙”的理由，而只能算作是一种可能，因为初次的“红杏出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可能之外还必须要突破自己的传统教育和女人的管束两道关口。现在，就进入这个过程。
我的传统教育跟多数人一样，是那种典型的责任教育，也就是我父亲所常说的：男孩子结了婚就完成了自孩子向男人的转变，男孩子可以无拘无束了无牵挂，而男人则必须承担责任，或者说，男人就是责任。
这种打小就开始的已根深蒂固的教育无疑让我把副乡长的事件当成了教训，所谓教训，就是对失败的总结。这样的不需要任何质疑的观点与越来越强烈的外界诱惑之间的矛盾，很容易就把我推向了“既要无时无刻地自我防护又要因为业务不断地去参加类似的诸如唱歌按摩之类由异性提供服务的容易酿成大错的场合”的境地。
首先应该承认，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柳下惠，外界的诱惑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产生想象和犯错误的念头。
至于女人的管束，前面的讲述曾提及，不再赘述。其实，这种事儿单纯靠管是管不住的，而且过于苛刻地管束反而容易激起男人的反感。
我当然不能把“红杏出墙”完全归罪于杨丽的管束，但她确已激起了我的反感，并因为反感而逆反，逆反无疑最容易突破人业已形成的防线而萌生好奇：男人为什么非要堕落至如此境地？
但当时的好奇仍然是简单的，无法与副乡长事件所引起的疑惑叠加，而且副乡长就是个教训，只要是教训，其作用便永远只能是警示。
当然，也不可否认事物之间的兼容性，一旦发生兼容，仇敌也可能
（三）(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