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并不需要他的照顾，我自觉是非常优秀的。我的离开虽说有赌气的性质，但至少有一半是在为他鸣不平，也算是对他照顾的感谢。
这个时候，还上升不到“信”的高度，或者说“信”还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至多给我留下了人何以会如此的印象，这个印象仍停留在由孩子完成向成人转变的迷茫中，还只是一种迷惑，淡淡地容易忘却却毕竟让我开始了思考。
按照我一贯的“只要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就算不得明确”的观点，真正涉及“信”应该追溯到我进工厂的那一段。
客观地说，我便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做了逃兵，虽自觉无所谓，却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尤其后来听说有不少人都因此而受了处分，便难免不有一点儿愧疚了。
这远远不是只要的事儿，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人一生不得翻身。
还是应该感谢时代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才让“逃兵”的影响得以淡化，在我爹娘的嘴里甚至公开变成了只是孩子不懂事这样一个只有芝麻绿豆似的小事。
前面的讲述曾经提过，事实上主要是因为部队人事的变化。尽管如此，能够进工厂尤其是谋到给弥勒佛开车的差事儿，已不再是幸运的事儿了，而完全应该归功于我爹娘的运作。
我爹是个似乎永远都让人感觉窝囊因其从未有过强梁的时候而瞧之不起的人，其运作的办法其实也简单，除了奴颜媚骨地赔笑之外，适当的几瓶酒或者几包点心的意思自也离不了，却居然能办得成如此大事。
可惜，我在狱中的时候，他们先后去世了，已无从考究，但排除了时代
（一）(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