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我自是无法体会到这种多疑的滋味，但同事们对我的仇恨却让我不能不感到后怕，因为他居然完全把我的话当成反话来听，而且把一些不该有的罪名加到了凡是我曾经提到过的所有人，尽管在提这些人时我再三强调“这是真的”，而他也总是乐哈哈地笑着说“好”，哪怕是一丝玩笑话，我也总是再三强调，现在想起来，或许当时我就有一些隐隐的担心。
担心全部变成了现实，这便是我对他“信”的缺失的开始。
“信”的缺失是不能有开始的，倘若有了开始，就会一泻千里，哪怕是丝毫的出格无疑也会加剧这种缺失。
另有一个因素无疑也在加剧着这个过程，便是即使弥勒佛已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他仍是先进，仍然风光无限，只不过因为他给他们办了事或者送了一些看起来数量并不算大的东西。
难道为了这些就应该丢弃人的良心吗？我该信谁呢？因为实在想不通，我显然陷入了迷惑，迷惑是一种能够自动累加的东西，只要累加到一定程度，必要造成“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是可怕的，尤其是象这种反差极为巨大强烈的缺失最终酿成了祸端。
当然，那次祸端也不能全怪“信”的缺失，但至少应算得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问题是，“信”一旦缺失便极难恢复，即使象牢狱之灾也无法将其改变，而且反而加剧了它的缺失。
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人就不会让自己绝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妨从“信”的角度展开分析。
出狱后，我已完全蜕变成了两面人：一方面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却近乎迷信的“信
（一）(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