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重难得之物，更刺探我朝军情，长此以往，朝廷已有不堪重负之感。正统十四年春，瓦刺贡使多达两千人，却还是贪心不足，竟冒称有三千人。英宗先帝震怒，着礼部核查贡使人数，据实给赏，并削其马价，瓦刺便以此滋事，大举兴师入寇，终酿成‘土木之变’之祸！看来，朝廷糜费巨万财物准其朝贡并开立马市，也未必就能收得羁縻抚远之功。”
“皇上圣明！”严嵩说：“依臣之愚见，朝贡及官市非独不能收取羁縻抚远之功，于国朝财政也是一大弊端。臣查过前朝旧档，依正德五年之例，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水泉营四处马市贸易，朝廷核定马价为上等马每匹十二两，中等马每匹十两，下等马每匹八两，共易马七千八百七十四匹，另有若干牛羊、毛皮等物，所值不过二十万两；给付蒙古诸部马价及赏赐上等丝绸二万匹、中等丝绸二万匹，下等棉帛五万匹，粮米粟豆十万石，另有银三万两、其他物品数不胜数，共计合银近五十万两，远愈我朝所得。另据当年边地军镇奏报，斯时蒙古恰逢天旱，粮食奇缺，边民一石杂粮即可自蒙人手中换得良马一匹或健牛一头并羊两口，如此算来，我朝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朱厚熜原本也知道，明朝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无论朝贡贸易还是官营互市，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地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不但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利润，反而要赔上大量的银子。因此，乍一听晋商贺兰石奏请开民市，由他专营，国家不用承担任何贸易风险，却可以收取%的关税和%的利润，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听严嵩大致为他算了这笔账之后，他又舍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