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凭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一个月，用意在于利用这场大论战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改变明朝官员士子重义理、轻经济的传统观念，逐步建立起政府理财、商业贸易、国家信用等意识，为日后进一步改革奠定思想基础。因此，他责令邸报、《民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户部的反驳奏疏，并动员京师大学堂经济科的教喻、生员也发表文章予以声援。虽说开启民智的效果如何只有天知道，但此举向朝野上下宣示了皇上支持设立官办典当行的态度，那些反对的声浪逐渐消沉了下来。
京城一半以上的当铺都被查封歇业，放高利贷的不法奸商也拿办了几十个，随即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商户融通资金和百姓临时借贷救急出现了困难。朱厚熜看看火候已到，便下旨由户部拨给官本三十万两银子，办起了官营典当行，将之钦定名曰“民生典当行”，请内阁首辅严嵩亲书招牌，加盖皇上的宝印，吹吹打打地送到了户部。
民生典当行开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那些从被取缔的当铺中查抄来的当物，并张贴告示，无论是否属于“死当（到期不能赎回的当物，当铺可以自行处理），只要有当票为凭据，即可前来赎取。赎当不论当初约定利率，都按照票面上的本金，以月息两分偿付利息，亦不计算复利。
朝廷对当铺按本金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典当行的利润之大可想而知。这其中，除了抵押放款，收取高额利息之外，当铺处理死当也有很大收益。概因当铺接当时，总是百般挑剔，刻意低估当物价值，送当人所能借贷到的款项至多只有当物原值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三分之一，一旦不能到期赎回，当铺作为死当自行处理，就可获得一两倍的额外收益。
第十章 官当之争(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