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水，随地方，就地圆。”的处世之道，与杨廷和的光明磊落、夏言的刚直强横截然不同，又何尝想学他们那样固执己见、舍生取义？嘉靖十七年，嘉靖帝欲让一天龙椅都没有坐过的生父兴献皇帝称宗輹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官场士林的责骂；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上呈御前。嘉靖皇帝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严嵩惶恐不安，生怕皇帝降罪，于是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兴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嘉靖帝的赏识，晋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尝到了甜头的他从此便打定主意置“逢迎君上、阿谀事君”的天下骂名于不顾，做一位惟命是从的“柔媚之臣”，也因此平步青云，很快就以礼部尚书本职入阁拜相，进而扳倒夏言，架空翟銮，将朝政大权掌握手中。可是，这些年里，皇上突然又摆出了一副有道明君孜孜求治的架势，不但召夏言复出再任内阁首辅，还将他赶到了文渊阁抄《永乐大典》，与此前简直判若两人。此外，皇上既然是治世明君，当然要有虚心纳谏的雅量，屡屡下诏要求百官万民直言朝政国务之失是一大明证；严嵩恨之入骨的海瑞以微末小吏之身屡屡上疏批龙鳞，不但没有因建言获罪，反而步步高升更是一大明证。在这种情况下，他若是还象往昔一样唯唯喏喏，岂不让皇上小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