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一百二十多人是雇工、原佃农、矿工。数量虽然不是太多，总可以厚着脸皮称自己为代表“雇工和无资产者”利益的党派了。
然而往前推十年到进步同盟成立的时候，发起人中陈健是大资本家、湖霖只要回家就是家族产业继承人、兰琪是旧贵族的独生女儿……参与者阶层最低的是开蒙先生、教员、小作坊主等。
除了陈健这个三观已经成型的死硬分子外，湖霖、兰琪等人他们的成长过程和走向一条和陈健亲近的路，源于社会本身和传统文化。
十年前，没有救亡图存的急躁、没有亡国灭种的威胁。统一战争在他们祖父辈打完，大航海还未开启，战争中工商业的普遍参与和资金支持，专制王权经过战争中那个续命王上对共和国传统的恪守还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已经铺开……
那时候，他们思索的，只是前一世陈健留下的国人共和、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理念的一种复古反应。
他们想要的是天下一统、共和国即世界的条件下，国人未来的归宿是怎样的？那些愈发出现的不合理不公平和黑暗面应该怎么抹去？
在遇到陈健之前，他们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是陈健把他们拉过来的，而是他们自发地靠近过来并且受到了陈健的三观影响。
而他们靠过来的动机，陈健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进步上层和知识分子病。
虽然到了如今大家都是同志了不好明说，可陈健还是确信，这些人当初参加进步同盟的原因是一种赎罪的心态。
他们面对着共和国的不公平越来越多，这些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了一种负罪感。
第八十四章 为什么不能那样启蒙(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