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康的观点很复杂，引经据典，说得孙策有点晕，但概括起来其实也简单：要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调整义的概念和标准，强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图。比如说，工匠、商人都变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视他们为贱役，就应该以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尊重他们。
他们要想获得尊重，首先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罢，都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会造成混乱，公利、私利皆无法得到保证，自然也就谈不上长治久安。
陆康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皆当有所敬，有所畏，否则就和浮屠道一样，万物皆空，无君无父，家既不家，国亦不国。
孙策不完全赞同陆康的建议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对调整原则表示认可。这正是他期望的变化，儒生不仅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面，引领时代。只有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他的终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听完了陆康的建议，孙策也向陆康敞开了心扉，解释了为什么不禁止浮屠道。
他对作为宗教的佛教无感，但是对作为哲学的佛学还是有一定兴趣的。佛学重思 辨，非常强调逻辑，对中原文化来说，这一点难能可贵。儒生和道士之所以辩不过和尚，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道学在逻辑上不如佛学严谨，常常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最后只能强辞夺理。
“学问不能求全责备，希望某个圣贤创立一套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后人只要依从即可，那是弱者、愚者的思 维。学问就像孩子，总要不断的成长才能成为有用之才。指望
第2208章 新义利说(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