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地，漫长的都城史给它们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时也让它们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旧朝廷的贪官污吏们将一些积习传到民间，再由民间将它传给新朝。俞国振想要尽可能地避免这些积习的污染，只能另择一地为都城。
至于确定它们为三京，则是因为它们积淀的历史文化太多，适合作为文化中心进行保护。
紧接着是各个官员任命情况，先是中央的次辅任命，俞国振一共任命了四名次辅，将岸、王传胪、章篪、张正四人，其中章篪获得任命，最让人吃惊。这四名次辅除了章篪之外，都有十年以上主政地方的经历，俞国振很明确地说，未曾有十年以上的地方经历，不得入中枢充任中层以上官职，以此来避免那些幸进之徒和脱离地气只知道衙署斗争的“能人”。
而地方官员任命则甚为顺利，此时华夏领土广大，直辖之地便有五十四省，五十四名各省督抚、驻军总兵宣布出来，在座诸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便已经各司所职。崇祯看到这一幕，心中顿时了然，这次参与联席会议的剩余人等，大约就是中枢部、院的各级要员了。
俞国振并不蠢，如今便要在华夏推广选举制，结果必然是一场闹剧，对于搞什么分封，更是将有限的资源花费在内耗上的勾当。在俞国振看来，中央集权乃是治理一个大国必然的选择，即使是后世花旗国，其本质依然是中央集权，只不过集权的方式与华夏不同罢了——否则也不会有南北战争这样的事情发生。正是拥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故此其才能发动牧歌式的西进运动，才能在短短百余年间修出数十万公里的铁路，才能吸纳世界英才坐享两次世界大战之利。
而与之最成相反的例子
六八七、新朝自有新气象（三）(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