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时，亨利.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亨利.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反共心态的亨利.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览历史，影响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对卢斯在中国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卫．哈伯斯塔姆这样锋利的批评家,都只能把罪恶归咎给卢斯,是它接着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
《时代》的反华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
第149章 《时代》(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