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武汉比起来，传统的老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根本没可能跟武汉的系统化培养相抗衡。
将作监或许十年能发掘培养一个顶级大工，但在武汉，一年就能批量生产可能不那么全面发展，但是偏科专精到极致，数量成百上千的“次顶配”大工。
鄙视工农不是人性，而是社会统治构成的需要，因为旧时代之中，孔颖达也好，长孙皇后也罢，一言概之：上位者，统治者！
只是社会发展的偏差，在贞观朝被某条疯狗拉扯的无比巨大，社会分工的构成，超出了贞观朝精英的预料。
帝国过度的扩张，自然而然地会让商业兴盛，而手工业、工业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巩固壮大了这种兴盛，而其产生的最大结果又相当讽刺，进一步支撑刺激了帝国的过度扩张。
如果能够碾压武汉，孔颖达自然是另外的说辞，直接让朝廷禁绝新学收束工商。但毫无疑问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当镇压不能万无一失地成功，收买就是自然而然的手段。
儒门大宗师不介意把“工匠之学”请进来贡着，不但贡着，还好好贡着。
这种手段，是他尽心尽力做事情的一点点“责任感”，在这一份“责任感”之外，毫无疑问就是七十七岁老汉的一点野心，一点念想。
把天下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传承教育，统统都收归到一个衙门一个系统之下，你是巫祝之学也好，你是技工本领也罢，都统一在“教育”的大旗之下。而这一面大旗，显然是要竖立在某个衙门门口。
这个衙门不是吏部，不是民部，自然也不是国子监或者这个寺那个宫。
囊括如此驳杂如此丰富的教育
第六章 “责任感”之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