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人民几何，丁口几多，其中上户者几家？”朱慈烺随手抄起案上新整理的黄册，翻开问道。
黄册上犹留有墨香，是刚刚誊写好的。张诗奇本来就过目不忘。更何况是自己写的东西，当下朗郎应对。没有半点疙瘩。
朱慈烺考校了记忆功夫，旋即阖上黄册，又问道：“如今州县逃籍之人日多，身为县官，该如何现管？”
张诗奇心中一喜，这是在看他的施政方针了。
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华夏历代亲民官都没有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却又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总的来说便是讲究一个“纲常大义”。在这纲常大义之下，法理不过人情，只要本人人品还过得去，施政上便基本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导致民怨丛生。
到了国朝，太祖高皇帝深知官吏害民之疾，所以对扰民的县官加重处罚，同时又规定了县官下乡的条件和次数，形成定制。这也是后来一直遵循的“皇权不下乡”制度，而且在明人看来是国朝优于赵宋的善政。
总体而言，国朝官员只要不做事，就已经是做了好事。
张诗奇心中过了一遍自己读的儒家大义，又回到了太子殿下的问题上来。既然殿下重点说了“身为现管的县官”，那么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那套答案恐怕不会尽如上意。他轻咳两声，决定放手一搏。
“殿下，”张诗奇道，“属下以为：县官为一地父母，管不如疏。逃籍之人在于无所依，若是一味堵截只会逼其为盗为贼。若县官能梳理田亩，开荒垦植，以安顿田农；兴修水利，平整官道，以代赈流氓。不以父母自尊，而民自以父母爱之，这方是为官百里之道。”
朱慈烺点了点
一二七 英雄乘时务割据（一）(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