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将“殿前都点检”等禁军高级将领撤销，设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别统帅禁军，“三帅”皆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任，他们只有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并且时常调动。
同时设置枢密院，掌发兵之权，使将兵权和发兵权分离，二者相互牵制，最后听命于皇帝。同时，在禁军的驻屯上，又采取了“内外相维”的方针，禁军的一半驻守京师，另一半驻全国各地，边境上只有少量禁军，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对于削弱藩镇势力，加强军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守内虚外”的方针，致使北宋在对辽夏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赵匡胤解除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开始用文臣知州事。对于拥兵割据的大藩都借故把他们调离，或使其遥领他职，死后也不许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文臣代替原来的武将。重文轻武成为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赵匡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继续实行这个方针，是谓“兴文教，抑武事”。这样，文臣代替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最后一条就是行“更戍法”，所谓“更戍”即更换戍守地点，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将领把士兵变为私有资产，使军队的屯驻地点时常更换，而统兵将帅却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名义上是让士兵“习山川劳苦”，提高素质，实质上是“不使上下人情习熟”，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兵将分离的局面。这一措施虽然限制了将帅拥兵自重抗拒中央局面的出现，但也带来了军队不能认真训练、作战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弱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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