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司法机关或皇帝审断的案例，被相继沿用，成为惯例。编例是将原本临时性的断例进行汇编，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例由于形象、具体，使用时的方便、灵活，实践中经常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行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的现象，甚至跃居于法令之上，造成宋代法制进一步混乱。
所以说大宋朝除了一本抄的《宋刑统》根本没有企图法典，而一般法律都是编敕的形式出现的。赵昺作为现代人不难想象出其中的混乱，大宋朝到自己已经是第十八位了，其间有多少事情发生，而敕更是不知道下了多少道，其中往往又是因时、因事的不同而颁布的。将这些全部作为法律实施，其中不免又重复或是矛盾，更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依然参照执行，恐怕自己都打起来了，不乱才怪。
本来赵昺准备在进入临安后，商议国是时将俢敕作为一件大事来做，以统一国家的法令，却被‘休养’了，事情自然也就放下了。今天想到官吏的问题，他觉得应该尽快实施，一者可以用制度的形式重新划定两者间的关系；二者官员也不必因为不知法令而无法视事，从而减少对胥吏的依赖；三者通过律法约束官吏和百姓的行为，减少社会矛盾。
不过赵昺也明白制定、修改法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现代从提出议案到实施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何况在古代。而让他烦恼的是修订法律自己还说了不算，虽然叫做‘敕’，所有的敕条并均以皇帝名义颁行天下，而修敕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通晓法学的士大夫手里。
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朝廷
第８４７章 俢敕(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