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第８９５章 步步带坑(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