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 想导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再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 想之进步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统治者的思 想已达到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识。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
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作为影响深
第1035章 时代抉择(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