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康采恩颇感意外的是，那封信件递出之后不久，他就收到了连夜写就的回信。
康定国之所以会如此着急，是因为回信之中提到了一个让后世改革家们都无法忽略的名字：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在30年之后的神宗年间，将会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一些会深刻的影响之后1000年的历史，而另外的一些，则会被1000年之后的后继者们无意当中实现。
于是后世便有了这样一种说法，当年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虽然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的清算，但却在后世彻彻底底的完成了所有的政策预期。
可见，伟大导师列宁对他的评价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他的确是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它甚至是人类历史进入公元纪年之后的最伟大的改革家。
之所以非得加个时间定于作为限制，是因为公元前的那些改革家们面对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了11世纪的王安石，虽然王安石面临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而且还是在没有金融理论作为支撑的东方文明之中展开的改革，但相对难度恐怕还是低于梭伦之类的先贤们。
至于戴克里先这种客观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效果的改革家，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存在。
当然，这样的比较只适用于康采恩的个人理解。
说起对于王安石改革设计的理解，后世1000年当中明显出现了两种分化的态度，希望改革的人会把它吹嘘成神一样的存在，但顽固的保守派往往会把它视作奸臣，甚至把他死后几十年的靖康之耻也算作他的人生劣绩。
这
第362章 我康采恩又回来了—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