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次被老乡叫去接了一个短工，是省内一家很有名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的水塔工程。春节前缩短工时追赶工期，生产安全措施就形同虚设，没出事就能省时省钱，出了事就全完。那水塔的脚手架从顶上坍塌，瞬间让十几个贫困家庭临近年关盼望亲人拿着工钱归来的希望，彻底破碎成一场噩梦……
比这场事故本身更残酷的是，严氏的丈夫没死，只是被砸成了半植物人。
直接死亡的工人优先得到了赔偿，半死不活的人还没来得及拿到应有补偿，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在这个时候跑路了。对事故负有连带安监责任的镇官员被暂时捋了官职，而资产雄厚的总公司根深树大，弃烂尾工程于不顾拂袖而去，穷到烂泥里的普通人家是没有资格和能力去打官司的。
严氏的丈夫辗转病榻两年在各大医院进进出出，耗掉了家中全部积蓄和几十万外债，借债借到远近亲戚邻居已经没人想见到他们这丧气的一家人。这个男人直到郁郁而终都一直想不通，当初怎么运气那么差，没有直接砸死，没能给女人和孩子留一些钱。
这时留给严氏的就是病号和一屁股欠债，她也只剩一个小刀可以依靠。
严小刀用当初拉着他回家的那个破板车，拉了那个男人的遗体上山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