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扩军备战行动，构成了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体两面”。日中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亚太地区最不稳定的“战略对手关系”之一。受这一战略驱使，安三政府会继续谋求修改宪法、彻底破除“不战条款”对日本外交、军事和海外行动的最后限制，进而与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彻底告别。”
“我曾经在日本做过大使，非常了解日本，安三政府今天奉行的“战略上敌视中国”政策，是近2o年来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的作用。”
“中国的展越日本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实力此消彼长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和政策效应，继而会主导国家的外交、安全和战略选择。对于地理位置邻近的中日两国来说，这种“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目前，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依然严峻，两国民众的心理对立和相互嫌弃感不断加深，两国政府对价值体系尊崇存在严重分裂，这种外交和安全关系的恶化更是具有某种“认知结构”而非单纯“权力结构”变迁带来的冲击。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日本外交和战略的调整从上世纪9o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了安三政府时期开始进入“质变”。”
“一个处处与中国作对、在外交和战略上以“挑战和制衡中国”为基本目标的日本，仍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战略压力。”
“安三政府会持续在安全问题上“妖魔化”中国，比如因为我们在南海合理合法合情的维权行动而给中国扣上“现状改变者”的帽子，或把中国视为历史上和军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样试图使用
第1370章：日本大使(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