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已取代了崩溃的租庸调。
租庸调制度下，赋税也好，劳役也好，军役也好，都是落实到个人头上的；
而两税法呢，朝廷和地方采取了分税的方法，说白了，朝廷不管这州这县谁在管，也不管这田谁在种，只要你把你应对朝廷的那份“上供”的税给摊派到位就可以——没错，这就意味着中央朝廷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力在崩溃，这一旦松开，民众起码有了选择被剥削方式的“自由”，我可以种田，我可以经商，我可以做工，当然当这几条路走不通时，我还可以当兵。
当兵的自由必然带来做兵的自由，价值观就是：谁发饷就给谁卖命，谁让我饿肚子就砍了谁。
皇帝不发赏赐，咱们就要挟节度使去打皇帝；
节度使不发粮饷，咱们就作乱，杀了节度使，再拥戴一位（或者朝廷派一位来）就成。
所以唐朝如今方镇，问题的根子不在于节度使，而在于依附在各个方镇内，一群群“自由”的兵，以当兵吃粮为职业的兵，对中央和皇权观感淡薄的兵，杀节度使玩儿似的兵。
河朔、淄青和淮西等方镇为何能长久割据，就是这群兵成了气候，形成桀骜不驯的地方武力集团，朝廷光靠“换汤不换药”的平叛战争，是无法在根子上逆转这种局面的。
不过此刻高岳却要利用这种“自由”，“本尹在府中增设数十军校、要籍，实则督押货物至各方镇回商贸易，顺带把募兵的纸札携，货销完后，船就带着募来的兵归来。”
这便是兴元府光荣的“兵贩子”，不，是“兵运”工作。并且高岳还对出去回商的军校们嘱咐，一旦某地发生饥荒，就更得优
9.方镇究因何(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