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还是农人，还是工匠，在外或家里都带着秤盘或算珠，锱铢必较，测量着钱币的重度厚度，国家的血液再也不是圣贤们的训诫，而是白色的银，或者金、铜——这种情景，比韩愈先前设想的“兴元革命”景象还要刺激，还要让人惊骇。
此刻韩愈抱起脑袋，对高岳说：“如此来，一乡之间一村之内，东户无钱则贫，西户有钱则贵，上下竞相构利，无不逐金银，道德可就完全坍塌了......”
可柳宗元却似乎懂了些，“兴元织机相传一日之功，可抵五人，乃至十人。那也即是说，而是于津要处设集镇监司，如有五十张织机，即相当二百五十人之功，然则一人一机足矣，那么二百人的功用便冗余下来，省功的话，棉布或丝帛之价必然会降低，那么很快全天下既能遍有布帛。”
“可人功的酬直也要下降四五倍！”韩愈愤然纠正说，他认为柳宗元只是看到了好的方面而已。
高岳说：“退之只见其一，不见其他。既然发明机巧，可以让酬直下落，那么商贾坊主很快就会趋之若鹜，以求减省本钱。至于冗余下来的人功，便能用于其他方向，比如可烧瓷，可搬输，可做其他任何事，既然财富都是人所创造的，如是财富才能真正得到扩张增殖，财富愈多，商户、廓坊户愈多，朝廷、官府可以抽取的税钱就越多，且不用增加元额，也无需在国家有事（比如战争）时过分横征暴敛，因为这两种人户交纳的两税，全是现钱。”
“既然税钱多了，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钱来转通。这也就是卫国公所言的，不但要铸更多的钱来，且光是铜钱，也不甚得力了。”柳宗元很敏锐地举一反三，“那样金银就必须得加
3.扬帆出海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