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
“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屡禁不改且愈发增多逃亡匠户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将此议重视。
回复只有四个字，“旧例难改”。
崇祯皇帝从刘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议，兵部尚书朱大典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说：“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
此议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崇祯皇帝也批复准许，不过话却说的很简短：
“匠户来京轮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着工部重编勘合给付。”
这相当于极大减轻了全国轮班匠户的负担，工作量也缩减了至少二分之一，人身自有得到释放。
但很快，崇祯皇帝又下发了严格的禁令。
“自崇祯二十一年起，各地匠户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者，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
“三次以上者，责令充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
在这期间，厂卫系统也开始对全国已有匠籍的匠户，居住地及亲族老小进行审查编册。
各地星罗棋布的番子们要协助工部、内官监等有司衙门，查清那些隐瞒不报的匠户，将其重新编入匠籍。
此后，一旦有逃亡或私瞒匠籍者，要“行移原籍，责当地官司按名勾解，若为户绝者，亦从九族之列，别选他人充
第六百三十一章：奖与惩(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