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芃走过来坐下：“是我用来当催眠读物的。”
陆俨：“有帮助么？”
薛芃想了下，说：“有的。有一些我曾经认为十拿九稳，一定会被采纳的物证，被法院排除掉了，以前觉得纳闷儿，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刑侦、刑技的破案思维，和刑诉法的思维，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合。”
陆俨合上书，笑了下，握着她的手，应道：“我记得我父亲生前说过，他们那代人大多数人做警察，都是奔着情怀和理想去做，要除暴安良，要伸张正义，虽然刑警的职业死亡率比缉毒警还要高，可是抓到罪犯却很有成就感，听到受害者家属说一声‘谢谢’，觉得有千斤重。只是有时候也很无奈，因为到了刑诉法过程里，可能又会得到与自己的想象截然相反的结果。”
两人都是警察，薛芃一听就明白了陆俨的意思。
她轻声举例：“比如咱们认为应该死刑的犯人，最终只判了二十年。”
陆俨垂下眼，吸了口气：“那时候我还小，我问父亲，为什么有些律师要为坏人辩护。”
听到“坏人”这个称呼，薛芃笑了，这还真像是小孩子说的话。
人，怎么能以好坏区分呢？
但恰恰是这个“坏人”，表现出了当时陆俨问这个问题时的困惑和义愤。
陆俨继续道：“我父亲说，法律不是铡刀，而是天平，它不能主观，它要在犯罪和伦理人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它要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我当时很不解，我又问，为什么坏人要被法律保护呢？我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位身单力孤的母亲，她的孩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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