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内部却非常配合开始泛滥“曲线救国”理论，从1938年的下半年开始，便陆续有高级将领投敌。
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个叛国投敌的高潮，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键、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都在这时候投敌，跟随他们一起投敌的还有好几十万的国军！
这种大规模叛国投敌行为，对于军心士气打击无疑是空前的巨大，以至于在整个39年底到40年初，整个抗战形势气氛都极为压抑和悲观。
同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各项开支却是剧增，财政变得越来越困难，本土对外港口悉数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日子难过无比。
若非缅甸公路打通、美国批准桐油贷款，以及杨帆给予的大力资助等等外力介入，国民政府恐怕还会更加孤立无援，甚至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投敌叛国。
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华夏国府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理应下定决心，以大毅力、大勇气整顿史治官场，整肃部队军纪风貌，重新军心民心凝聚起来。
然而蒋委员长却并没有这么做，他脑子里始终绷紧的只有一根弦——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