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项大大有利于日本的新税则，并提高很多中国工业必须的、主要由欧美国家提供的商品的税率，使华商工厂所承受的税负和利息将近日资工厂的5倍之多，华资工厂履步维艰。周翰去意坚定，不再留恋国内市场。同期，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登报，宣布“搁浅”，以荣宗敬为首的面粉和纺织大王荣氏企业陷入危机。荣氏企业求援于中央政府，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却企图国有化申新所有的九家纱厂。国民政府在白银外流造成的工商业危机中不仅不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还趁机接受和控股大量民营资本，进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轻工业领域，此举使周翰心寒。
1935年2月到6月底，孔祥熙和宋子文联手运作，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民营银行尽入官家之手。周翰感慨这是一场十分残忍而精妙的战役，国民政府在经济危急情形下，完成了对民营资本集团的致命一击。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扶植溥仪成立“满洲国”后，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从未停止。1933年1月至5月，日军先后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1935年6月底，中日双方在“张北事件”后，签订《秦土协定》，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打开方便之门。
1935年3月初，委员长飞抵重庆，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周翰査知国民政府的意向，明白中日全面开战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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