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陷入一个低潮期，也与都督府政令的改变有关。往年为了吸引江东人力物货的北输，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谓是极为粗放，除了对少量禁品管控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更大的约束。
尤其在行商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和运费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说是此前历代、包括一些割据政权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都督府在这方面的管制便日渐严格起来。比如去年直接引发合肥事变的私运事件，今年成了重点打击的行为。
尽管去年都督府通过对那豫章罗氏的处罚已经彰显出态度，但人为财死，这种近乎白捡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随着江东朝廷与淮南都督府关系日渐严峻，在地方上的钳制也变大，通过重点惩处这一部分商贾来打击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商贾都因此一类的原因而货品被没收，人员被监押，损失惨重。
去年合肥事变，沈哲子有不得不发作的理由，但是今年，尽管明知道台中是存着打击报复的想法，沈哲子也不可能再将都督府权威滥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商贾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从整体上考虑。往年那种贾事兴旺，是建立在江东多年积累、乏于交流的基础上。
可是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南货北输，那些民间储备也渐渐要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许还要求助于外。
而中原之地潜力还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废待兴的起步资金，如果还需要频繁的外部输血才能维持经营，本身已经失掉了收复其地的最大意义。
1061 告群僚书(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