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方认为对方是因为亲近基督教前来朝圣的，另一方则认为对方仰慕天朝的威严。但不管双方有着怎样的误会，这一次的会面无疑都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双方在阴差阳错之下，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
而这种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之后的交流当中，更是越发的明显起来。
梵缔冈的主教们一个劲地向中国使节传教布道。而中国的使节们也不时地向欧洲人传播的儒家学说。一番交流之后双方很快就发现对方对自己的文化都早有研究，可侧重点却是截然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儒家理学的学者。为了探求“实学”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感兴趣。为了研究自然科学而信奉基督教。明朝时的徐光启、宋应星、孙元化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西学”的中国基督徒与其说是对上帝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而梵缔冈所谓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传教士们竭尽所能的从中国的各种文献当中为圣经寻找一席之地。耶酥会士们甚至会认为《诗经》中《大雅生民》讲的是耶稣降生的故事，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傅圣泽神父证明老子讲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论述的是三位一体教理，并将夷、希、微翻译成yi、i、uei，认定这就构成耶和华的名字。
因此，自从与使团作交流的教士将汉字“船”拆成“八口人乘舟”，用来印证《创世纪》中的挪亚一家八口人乘舟逃离滔天洪水的故事后，顾炎武等几个士大夫就开始对这种“鸡同鸭”讲似的学术交流兴趣乏乏了。加之罗马教皇国那沉闷专制的气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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