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风气。而黄宗羲本人受其也曾一度将契约论视做一种能一扫中原颓丧之气的学说。然而这些年南北发展速度的差距，加上他本人治理燕京等地的经验，却让黄宗羲越来越怀疑起契约之说来。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他心目中日渐成熟的“社稷为贵”论。
《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认为，“群”是人先天的禀赋，能够正确地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能力。虽然如何去“群”，荀子没有进一步谈到。但黄宗羲却将“群”这个古老的概念引伸为了“社会”和“国家”。因此他认为国家不是人民根据契约的聚合，而是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有它的意志和行动，与人无异。在这一点上孙露虽然与黄宗羲有着同样的想法。在中华帝国的宪诰中亦明确宣称“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黄宗羲认为帝国受到了海商自由主义的影响，其政策往往是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出发点的。在他看来这是违背宪诰初衷的。既然是“社稷为贵”，那就得主张国家至上，国家是最高的目的，而不是工具，个人在确保国家安全的时候，有必要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作出牺牲。
当然黄宗羲心里也清楚由于目前南方财阀势力的影响作祟，契约说在帝国还是有很大市场的。并且还时不时左右着女皇的决断。为此他一边在北方广为传播自己的“社稷为贵”论，一边则以北方诸省的实际政绩来向女皇证明，“社稷为贵”远强于所谓的“民为贵”。一想到这次内阁在南方所受到的压力，黄宗羲的心头不禁又燃起了熊熊斗志。
“黄大人原来一个人在这儿啊。仪式快开始了，大伙儿可就等你一个人呢。”一个雄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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