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来自号称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惠耿斯教授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中华帝国拥有着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邮政系统。在他看来，荷兰的效率来自法律的规范和对商业契约的严格执行。而中华帝国的效率则是源自于帝国臣民的优秀素质。这些中国人就像忙碌的蜂群一般守纪律，听指挥。因此中国的城市总给外来访客以一种大度安定的感觉。相比之下，这个时代欧洲的城市却是时常都处于骚乱的状态下。时不时地就能碰上衣衫褴缕的市民拿着棍棒举着烂番茄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暴动。如此状态下别说是效率了，连城市的正常运作都绝难作到。因此当时几乎每一座欧洲城市都会有相应的民兵组织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动乱。
关于欧洲市镇的暴动问题，来自意大利半岛的博雷利教授感触就更深了。在过去的百年当中意大利半岛城邦中的暴乱和内讧就从未停歇过。而今在中华帝国巡游一番之后，他认为一个国家风气的好坏、民众道德操守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民众所受到待遇的优劣。也就是说当政府的服务让民众觉得满足之时，民众自然而然就不会冒着可能触犯国家暴力机构的风险来破坏其现有的安定生活。反之一味地抱怨民众的素质地下，而不改善相应的公共措施，则难以让民众在低质量的生活条件下做到道德高尚。而在这一点上中华帝国显然做得很到位，从沿途繁荣安定的景象看来，这里确实比欧洲更适合居住。而从那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平民眼中，博雷利等人也看到了一种在欧洲市民眼中绝难瞧见的安逸与满足。一方肯尽责，一方易满足。两相配合之下，才造就眼前这个安静祥和的国度。反观欧洲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民众的表现都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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