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格限定，中华朝在这方面显得极为宽松。以至于东南、华北地区的土地刚通过战争平分到农民手中，转眼之间就又落到了财阀、地主们的手中。这原本是中华朝上层十分乐意看见的现象。因为那些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会流入城市成为帝国制造业极需的劳动力。但这只是人们一相情愿的理想设定罢了。姑且不论好逸恶劳之类的阴暗本性，光凭中华帝国目前的工业水平就根本无法吸纳那些与日俱增的流民。此外中华帝国废弃人头税的做法也从另一个侧面加快了人口的增长。
若是换在之前的各个朝代，面对如此情形，统治者势必会出台法令限制土地兼并、重启人头税、并下令严格限制流民外出。种种措施其实都旨在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军队等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是农民的赋税。既“无地则无民，无民则无赋”。更何况流民一直以来都是中原动乱的一大诱因。但对中华朝来说农业上的赋税已不再是其唯一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理大发现更是给帝国带来一种全新的解决之道——移民。
正如同一时代的英国鼓励本国的清教徒、失业者远赴新大陆谋生。在中华帝国的一些官僚看来将那些麻烦的流民装上船运往遥远的美洲澳洲，远比在本土为他们安排生计来得省心得多。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往往要连哄带骗外加威胁才能让失去土地走投无路的百姓同意画押去海外的蛮荒之地开垦。可一但船只起航，那些百姓便成了他们笔下随手划去的一连串数字。是生是死都成了老天爷与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官僚们总是倾向于操作简便责任小的选择。于是便有了眼前这一批又一批远赴重洋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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