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这一程序的人。正是这种神圣的使命感让董志宁和另外四个讼师联手接下了这桩看似毫无争议的案件。
却说那日董志宁在南安王府详细调查了一番田川次郎的身世背景。第二天他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督察司衙门调阅刺杀皇室一案的详细卷宗。由于从五月督察司提起公诉到八月大理寺开庭审理中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董志宁等人接手此案时却已是六月中旬了。因此对于一干讼师来说目前最为稀缺的莫过于时间。虽然在接手此案之前董志宁等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案件的调查进展。他们的手头上也掌握了一些资料。但光凭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打这场官司。因此存放在督察司的卷宗便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从皇夫遇刺身亡到督察司对嫌疑人提起公诉，中间整整隔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期间联合调查组有足够的时间对整桩案件进行地毯似地调查。因而此刻没有哪儿一块地方能比督察司所掌握的资料更为充分。
相比去当事人家里调查情况，来督察司调阅卷宗可就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须知董志宁一无官职，二无爵位，只是一介小小的讼师。若非其手中持有司法院发的文书，恐怕连督察司的大门都进不了，更别说调阅卷宗了。此外讼师自古以来都被官府衙门视为挑词架讼的恶棍，是历代王朝严厉打击的对象。《唐律·斗讼》中就规定：“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到了宋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结案之前，几乎必先严办讼师。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具有至上性。统治者与官方是向来不承认权力与权利之间有冲突、有矛盾，而是将权力意识完全取代了权利意识。在这种绝对服从的背景下统治者向人
第1101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