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烟、酒、盐三行一出手就三千万，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陈子龙都不得不在心中感叹，这些行业真是名副其实的暴利行当。也心知肚明烟酒商为了游说国会与内阁是绝对不会吝惜用金钱铺路的。事实上，凡是利益集团和个人都希望法律对自己有利，因此他们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施展自己的影响，以求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因为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挑战时再想找朝廷补救，往往为时已晚。为此他们便选择了聘请阎尔梅之类的说客先行介入。来预防“冤屈”发生，而不是等受到“冤屈”后进行“事后”游说。
正如此刻阎尔梅提及的特产税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朝廷通过一项法案往往要经过许多道程序。同样的朝廷要废除一条法案也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中华朝来说法律条文的订立是一桩极其神圣的事。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订立或废除。在这种宁缺毋滥的精神指示下，中华朝的律条一经订立往往就绝难废除。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国会这次通过了特产税的更新法案，那烟、酒、盐三行在之后的数年甚至数十年间都得按这一次订立的标准纳税。至于什么时候能更改那就是谁都预计不了的事了。因此两相比较之下花上个千万元阻止该项法案通过，怎么都要比事后补救抗议来得核算得多。
王夫之与陈子龙当然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因此在这件事的处理问题上，他俩多少还是有些犹豫。却听陈子龙跟着便开口说道：“先生此话当真有理。只不过我东林党向来势微。此事有关乎国家社稷。还是容我等再考虑一下吧。”
“那没问题。其实老夫也只是受人之托而已。绝对没有为难两们的意思。”阎尔梅大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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